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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变性人：性别的挣扎 某些人为什么要“变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施行这种手术？这个人群“变”之前和之后的命运如何？他们有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坦率地说，看完这些报道仍使人疑窦丛生。 休 闲居编 辑 不久前，我揣着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性别重塑外科中心”陈焕然博士的报纸，来到这家医院。在采访中却发现，比起医生的“成就”，病人的无奈、痛苦和尴尬，更值得社会关注。 “记者是医生带来的，我们还要做手术，没有办法” 那天上午，陈博士因为有手术，让我先和病人谈，他先把我带到病房，交待了一下，就要离开。我赶忙随他出来，悄悄问：“我和他们谈，他们不忌讳吧？”“没事，你可以谈，他们很能说的。”说完他匆匆走了。 陈博士曾在电视上公开表白：“我特别愿意与媒体接触，我要争取一切机会，向人们宣传易性癖的知识，因为这些易性癖患者太需要社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了！” 这时我还不知道，频繁的媒体采访，已经给这些病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来他们告诉我：“我们很反感记者，大家都想抛弃过去，以新面目在社会上生活，可现在病房成了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来了就问，你的染色体是男人还是女人？有的记者不经允许，就把镜头对准我们，有的记者长时间呆在病房和病人纠缠，积攒写书的材料，可记者是医生带来的，我们还要做手术，没有办法。” 那天我忐忑地坐在病床上，很久不知从哪儿问起。 我小心地问身边一个年轻人：“你，是做什么手术？做完了吗？” “我做第一期，来了好几天了。” “第一期？对不起，能不能冒昧问一下，你现在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现在还是女的。” 我又问周围几个：“你们都和她一样？” 大家点头。 “那，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一期？还有第二期吗？” “一期就是做上边，二期是下边。”她们回答得很不情愿。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所说的一期和二期，是摘除女性器官，而第三期才是再造男性器官，而她们当中有些人，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第三期，但她们却得到了医院开出的“现为男性器官及第二性征”的诊断证明书，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她们是名不副实的“男人”，是两性畸形人。 “你们，都大学毕业？”我又问。 “我不是。” 另一个回答：“我是初中。” “都经过心理和精神医生治疗了？” “什么心理医生？我自己看的心理书。” “来了就可以做吗？” “不，要经过心理测试，还要公证，有家长签字。” “什么样的心理测试？” “到另一个医院，一张卷子，好多题，答得分高才能通过，那小广东才得了50多分，没有通过，不能做。” “你们谁吃过激素，有过一年的激素治疗？” 几个年轻人瞪着眼互相看看，有些莫名其妙。而实际上，我也不很清楚什么叫激素治疗，我是在按陈博士制订的做变性手术的16个条件来发问的。 陈博士曾对媒体说，变性手术具有不可逆转性，手术切除的都是具有正常功能的器官，而残害器官是犯法的。因此，术前的认定和筛选要相当慎重严格。在陈博士的16条中有这样两条：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不少于1年；术前必须有1年以上的激素治疗。 除此之外，陈博士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做变性手术的人要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他说现在人才市场竞争如此激烈，连“原装货”都找不到工作，就不要讲“改装货”了。因此有媒体说，在陈博士这里，“变性手术考核难于考清华”。 但不知为什么，这几个病人并不具备这16个条件。其中有一位姑娘，在来医院前，还一直以女性身份在社会上生活着，更不符合16条中的第三条，“患者必须以他（她）们选择的性别公开地生活和工作至少3年。” 我很疑惑，这么巨大的改变自身性别的手术，这些看起来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万一诊断下错了，可怎么办？她们真的了解手术之后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吗？她们真的相信手术后自己就可以变成异性吗？她们真的有这种思想准备吗？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问。 “看报纸上说的，说陈博士手术成功率特高，做完体检都看不出来。” “那你们见过做完手术后的病人吗？” “没见过完全做完的。” “为什么不了解清楚然后再做？怎么能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我感到震惊。 她们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如果尝试过心理治疗之后，他们还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由于陈博士下午还有手术，我只好继续等，因此整整一个白天，我一直在病房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和他们聊天、吃饭，去外面买药。 病房里很热闹，人来人往，烟雾腾腾，都是年轻人，且同病相怜，没有任何顾忌，即便变性方向相反，大家也随便地挤在一起，互相开玩笑。有新来的向老病人咨询的，有做过手术又回来玩的，还有陪住的家属。 小广东心理测试没通过，又没有家属签字，急得在病房里来回窜。一个女青年很生气，不许她过来，说小广东来月经会传染，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花了不少钱，一来月经，手术又做不成了。 一位陪住家属因为看电视换台，和一个病人发生了冲突，我只好两边劝着，把他们拉开。 后来和病人熟识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做变性手术的病人，在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他们大多在北京租民房住，外人很少能了解到他们确切的住址和电话，他们当中有没做完在外面等待接着做的；有做了第一二期后把钱花光，在北京找机会挣钱再接着做的；有做完之后不愿意回家暂且留在北京找出路的。他们之间互相帮助，互通信息。而我也通过他们，结识了这个圈子里更多的人，了解到许多情况。 那天在病房里，我发现等待做手术和来咨询的，大多是女孩子。而且大多有自己的女友，有的女友还陪着来做手术，在身边照顾。我很想知道，她们是真的有易性癖，还是仅仅有同性恋倾向？这两者之间该怎样甄别？而且她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像16条规定的那样，经历过心理和精神医生的治疗以及1年的激素治疗，她们只是经历了一个心理测试和一些问话。我不知道如果尝试过心理治疗之后，他们还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陈博士给我的资料中，我看到有这样的数字：在美国，男性异性癖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1,女性为40万分之1；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男性的发病率为2.4万分之1,女性为15万分之1；在新加坡，男性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35.2,女性为10万分之12。目前我国的资料不详，一般认为男女比例基本接近。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目前许多国家，易性癖的发病率男性都大大高于女性，而在我国资料不详的情况下，却能得出“男女比例基本接近”的结论，在病房里，也真的是女性病人居多？ 在采访陈博士时，他向我解释：“我不愿做男性病人的变性手术，这样的病人做完之后，容易出去惹事，而女病人就好得多。” 他还指出，易性癖与同性恋的主要区别在于，易性癖鄙视同性恋行为，并厌恶自己的性器官。 但是据我了解，这些病人并不都是这样。 “什么心理和精神治疗，让我们做的那个心理测试就算是了” 那天和陈博士谈话是晚上7点才开始的，他语速很快，说的情况大多是媒体上报道过的。 我问他：“做一个变性手术要多少钱？” 他说：“男变女三四万，女变男七万左右。” “为什么女的反倒比男的贵？” “因为要再造男性器官。” “那为什么有的病人只做了一半就不做了？” “没钱了呗。” “那怎么办？才做了一半怎么生活？” “没钱就回去挣嘛。” 在采访结束时我又问陈博士：“你对所有的记者说的都是一样的吗？” 他笑了：“如果有新内容，我也会加点。” 我是在对“患者”的采访中获得新内容的。 我问过几个目前已被“确诊”为易性癖的女青年：“如果社会宽容同性恋，允许你们按自己的爱好打扮，你们还做不做这个手术？” 她们回答：“那绝对不做。” 另一个说：“社会对同性恋和着异装的歧视太严重了，其实我们又没偷没抢。那回我的卡被银行取款机吞了，我拿身份证去取，柜台那人看我一眼就说，‘让她本人来’。我当时和现在一样，完全是男人打扮，梳着平头。我很生气，我说‘我就是本人’。那人特厉害，‘去，回去让派出所开证明来’。我们真是被逼无奈才走这条路的。谁愿受这个罪？像死一回一样。社会太不宽容了，再加上媒体的误导，到处都说做完之后有多么成功，结婚对方都发现不了。来这儿后才知道，到最后顶多给你安一个撒尿的玩意儿，能管什么事？” 一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女青年冷静地说：“不能否认，有些病人为达到做手术的目的，确实对医生说了谎话，比如问是不是厌恶自己的性器官？就说是。是不是厌恶同性恋行为？也说是。反正目的是做手术。有的女孩子在做手术前还和男人有性关系，但医生很难了解，其实如果让我们自己来确认倒可能更准一些，因为病人只在和自己有相同身份的人面前才讲真话。中国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还有一些人作为女人本身条件不大好，或者有同性恋倾向，也是她们做变性手术的原因，但这当中确实有像我一样真正的易性癖。” 另一位做相反方向变性手术的男青年告诉我：“什么心理和精神治疗，让我们做的那个心理测试就算是了，对我来说很容易，我太明白为什么提那种问题了，我轻而易举就得了高分。如果过不去，说明智商太低，再说只要想做手术，花点钱开个证明有什么难？” 有媒体报道，“找陈博士做变性手术的预约登记，已经排到了5年之后”。但他们是按具备了“16个条件”在排队吗？ “像我们这样的半成品怎么在社会上生活？哪个人愿意只做一半，不男不女地活着？” 和华华在一起喝啤酒聊天是件很愉快的事，他既有男人的豪爽，又有女人的细心。华华大学毕业，知识面广，是个很合适的聊天对象，时间一长，我竟然忘记了他做过变性手术。那天我们在酒吧喝酒，谈到游泳，他一直在和我吹牛，我不服气，就说：“走，咱们去比试比试。” 没想到他顿然失色：“我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去？进哪个更衣室？除非游泳馆没人。” 我一下愣住：“对不起，对不起，可你不是做了手术？” “我还没做第三期。” “为什么不接着做完？” 他只喝酒，不说话。 我不好再问，我知道眼前的华华，不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 直到后来又接触了几个和他一样的青年，我才明白了华华的苦衷。 原来他们曾得到过医生的劝告：“现在做出的再造阴茎不好使，等过几年科学发达了，再给你们做异体移植。” 但他们不知道，“人的每一块活体组织，不同血缘的人都排斥得非常厉害，异体嫁接、移植性器官，在世界上成活得最长的也不过几周时间，随后，移植的性器官就会被机体所排斥并开始纤维化，最终完全丧失移植器官所应有的形态与功能。目前，临床医学上还只能靠自身组织的移植才行。” 因此，他们在切除了女性器官之后，一直抱着美好的愿望，在等待着科学发达的那一天。 更为可悲的是，一个叫然然的青年，跑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在外地一所医院检查时，才被医生告知，自己的阴道粘膜并没有剥离干净，阴道口还被保留着，就是说，在他按医生的要求做了公证，“自愿切除女性器官”之后，医生并没有将他的女性器官完全去除。 尤其当他得到医院的诊断证明“现为男性生殖器官及第二性征，建议当地公安部门及时更改身份证性别”时，他的男性器官也根本没有再造。 他问我：“像我们这样的半成品怎么在社会上生活？哪个人愿意只做一半，不男不女地活着？就是借钱也愿意做一个完整的男人，医生告诉我80％的病人都在等异体移植，我追着他要求做完整的，他总推托。最近我姐姐问，他又说现在做很容易坏死，正在试验，等试验几批再给我做。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向病人许诺，媒体也应该搞清楚再进行报道。” 而实际上，华华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还是幸运的。据一位医学专家说，像他们这种病人到任何医院检查都很困难，医生不敢向内探，怕里面器官有变更，照正常位置探进去容易造成损坏，一般都建议病人回原来做手术的医院去检查。 所以有些病人术后出院有什么问题都不愿意去别的医院检查医治，实在不行就再回到原来的医院。病人一旦做了这种手术，就等于对原医院和医生有了依赖。 后来当我再问华华时，他惊讶地张大嘴半天没说一句话。 我问：“你知道自己的阴道粘膜确实完全被剥离了吗？” “不知道。” “医生也对你说几年后给你进行阴茎移植吗？” “是啊。” “你知道世界上这种例子最多只能成活几周吗？” “不知道，医生只说等科学发达了，移植的会和真的一样，我们都在等。” 我不说话了。 在写这篇报道时，我犹豫再三，也不知该对这些年轻人用“他”还是“她”，不知该按医院的诊断证明来写，还是按她们的实际情况。我不明白，如果仅仅是摘除女性器官，而没有再造男性器官，算不算是完整的变性手术？他们拿着医院开出的更改性别的诊断证明，却不能游泳，不能去公共浴室，不能参加体检，更不能有正常的婚姻生活。 我曾问陈博士：“听病人说再造阴茎很难有正常的性生活。” 他坚决否认：“不是的，很好用的。” 然然曾对我说：“每个病人都是忍受着极大的几近休克的肉体痛苦来这里做手术的，为的是免除自己长久的精神痛苦。但花了很多钱，做完手术后的我们却是这个样子，我们虽是弱势群体，但绝不是弱者！” 他现正在准备材料，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医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给有的病人做变性手术时，还会这样提示病人，你不要在我们本院做，价格高，在外面也是我给你做，钱就会少一些。于是病人为了省钱就会同意到规模小一些的医院去。但是这样病人却要冒极大的风险。一些病人曾详细向我描述过在外面痛苦不堪无人过问的悲惨状态。有个病人在疼得难以忍受时还曾打电话问我：“大姐，我现在浑身发冷，是不是在发烧？伤口会感染吗？” 我当时简直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这么大的手术，医生怎么会这样让患者脱离医院监护。 从病人处我还得知，在这里做手术的病人，在手术之前都被要求到一个指定的公证处做这样一个公证：本人未婚，患有易性癖病，现欲做变性手术，经过本人认真考虑，发表如下声明：1、本人自愿切除女性器官（卵巢、子宫、乳房及一切附件器官）。2、本人深知手术为不可逆性。3、对术后胸腹、会阴等部位所遗留疤痕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本人表示理解。4、术后婚恋及社会生活出现的任何后果本人愿一切自负。 一些病人拿着公证书问我：公证书上明明写的是做变性手术，为什么只给我们切除了女性器官及一切附件就算完事？完整的变性手术应当是这样的吗？公证书只明确了病人应承担的义务，却不规范医生，这样的公证书公平吗？ 我问他们：“既然你们认为不公平，为什么还要签字？” “因为我们想做手术，报纸上都说这儿做得最好，我们也不知道有别处可以做，以为一切都会像报纸上说的那样，谁知道还会有这样的事！” 有关人士认为，医疗公证是调节医患双方关系，促进医患一起承担风险、共同努力、齐心拼搏，争取较好治疗结果的有效方法之一。其中的作用包括病人和家属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情况下，慎重考虑和选择，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变性手术并不是治疗易性病的根本方法，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 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在我国，做变性手术向有南“何”北“夏”之说，即上海有411医院的何清濂教授，北京有北医三院的夏兆骥教授。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我给北医三院打电话，寻找夏兆骥教授。 打到科里，说他早已退休了，打到离退休办公室，对方说，你把电话留下吧，我们跟他联系，看他愿意不愿意跟你谈。但是等了许久，杳无音信。我只好给上海打电话，找到了何清濂教授。 何教授在电话里非常谨慎，问了半天我的身份，还是不同意接受采访，后经我一再说服之后，还要求我一定要开单位介绍信，并最好两个人同去，互作证明。我说我有记者证，我们出差一般都是一个人，他仍然坚持，我只好带上介绍信，但最终还是一个人去了上海。 在上海411医院，何教授给我看了一些有关变性手术的材料，但每次看时他都要用手捏着，绝不交给我，他说这里有些牵扯到病人隐私，不能拿给你们。他的这种谨慎，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何教授认为，并非所有的易性病患者都必须做变性手术。一般来说，能不做就不做，能熬过去就熬过去，能用别的方法就用别的方法。毕竟，变性不仅对于患者自身来说，是一次有生以来最激烈的心理、生理上的变化，而且它还牵扯到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可以说，变性手术已经超越了传统医学范畴，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医学，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我问何教授：“您做变性手术的条件是什么？需要什么证明？” 他说：“我需要证明，但不看重证明，我知道现在只要肯花钱，许多事都能办得成，所以我最主要的是和病人沟通，长时间的了解。” 据何教授科里的医生赵博士说，何教授每接收一个病人，都要做长时间的了解探访，有的通信要达五六年。一位易性病患者找到何教授，要求做变性手术，但何教授在和他谈话中了解到，这位患者夫妻生活很正常，于是何教授规劝这位患者，暂时不要做手术，建议他找些事做，让自己的生活忙碌、充实起来。后来这位患者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律师。他在给何教授的信中说，“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对于变性，也不再那么渴望了，真的感谢何教授，要不是您，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也许是一个遭受世人冷眼的变性人吧。” 实际上不论是在病人当中还是在记者当中，何教授都有“不好合作”的名声，因为他的要求过于严格，轻易不给病人做变性手术，但是要做就要做完整，绝不留后患。由于他的严谨，他做变性手术的数量，要比被媒体经常报道的其他医生，少许多。他说，我每次拿起手术刀，心里都特别难受，感觉自己像犯罪一样。而对于记者，何教授一直保持低调，他认为医生这个行当尤其是做变性手术的医生，又不是歌星影星，没有必要在媒体频频曝光。 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这种低调也会带来“副作用”。一些病人轻信媒体报道；一些病人在手术做坏之后却求医无门；甚至有医生为了自己名声，对病人谎称何教授已到法国定居。 曾经有病人辗转找到何教授，因为她们在割去了乳房、子宫、卵巢等女性器官之后，手术医生却没有办法给她们再造男性生殖器，使她们身心备受折磨。于是她们想来这里重新修复。但是她们不知道，改造和修复变性手术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后面的医生没有病历，不了解前面医生做到了哪一步，又不能重新剖腹探察。 何教授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说：“我本来不想管别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再这样继续残害我的病人，我绝对不允许！这是害人一辈子的事！给病人带来一辈子生理、心理上的痛苦，跟草菅人命没什么区别！” 我问何教授：“如果你仍然不让媒体报道，不等于是在纵容一些医生继续做不负责任的变性手术么？” 对此，何教授感到非常为难，他说：“易性病是一种心理障碍疾病，治疗方向在于通过心理治疗和行为纠正，使患者认识到顺应自己的天然性别，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对那些病史长，症状典型，已严重影响生活乃至生命者，才考虑实施变性手术，医生是治病救人的，你活不下去了，我才有义务救助你。一定要排除那些一时冲动，或别有用心的患者的变性要求。 “变性手术并不是治疗易性病的根本方法，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何教授强调说。 当我要求看看何教授的病人时，他犹豫再三，只答应带我到病房转转，他说病人在午睡，最好不要打搅他们。他不希望记者骚扰他的病人。 “我们是弱势者当中的弱势者，我们的手术还没有彻底做完，我们讲话是要付出一生的代价的” 在我的采访过程中，所有我接触到的病人都向我谈到媒体的误导，我曾问他们：“记者并没有编造事实，这些话都是病人和医生自己说的，怎么能说是媒体误导呢？” 他们都很无奈：“我们是弱势者中的弱势者，我们的手术还没有彻底做完，我们讲话是要付出一生的代价的，你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怎么能这样要求我们？” 的确，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一群特殊的病人，那么他们究竟有没有可能保护自己？出现损害时，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要求赔偿呢？ 遗憾的是，从卫生部有关部门我了解到，我国在变性手术方面，至今还没有一部相关的法规和规定。除了弥补身体上的生理缺陷以外，公民有没有要求改变自身性别的法律权利，医疗单位有没有为满足当事人的意愿，而采取药物或手术方式改变当事人性别的法律权利，在我国，都还是一个法律空白。变性手术究竟应该包括那些部分？医院应该承诺病人做哪些部分？什么样的手术才算是完整的变性手术？至今都没有法规的统一规定，甚至什么人可以做变性手术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但是在1999年浙江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整形外科学》一书中，我却看到这样一节：“易性术的标志手术是阴道再造术、阴茎再造术。同时进行表形重塑，如喉结整形，乳房整形等，以符合自我性别再认定。术后患者性功能恢复正常，可以结婚组成家庭，但无生育能力。男变女的手术常可一次完成，女性转变为男性的易性手术较为复杂，难度大，需多次手术才能完成，疗程长。” 虽然这本由国内著名专家集体编写的医学著作，在法律意义上，还不能成为做变性手术的统一标准和规定，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医学界认为的“完整的”变性手术的行业标准，是存在的。 既然如此，病人在这方面，应当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医生完全可以如实告诉病人，自己能否给病人做完整的变性手术，并让她们了解女变男易性手术的复杂性和高难度，以使她们有这个思想准备，有什么必要再用科学发达后的异体移植来安慰她们呢？当这些女青年了解了异体移植生殖器官在世界上尚无成功先例之后，她们还会去做这个变性手术吗？ 后来我和华华聊起这件事，“他”说：“我可不敢再做了，我就这样生活下去吧。” 我很难过，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像然然、华华这样的病人在社会上饱受煎熬，他们不曾想到，期盼已久的变性手术，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尴尬和无奈，他们将只能在社会上隐姓埋名，默默品尝苦果，他们难以得到世人的同情和理解，没有人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因为语焉不详的公证书上有他们自己的亲笔签名！ 但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他们的权益不应当由于人数少而受到忽视———他们需要对病人高度负责的医生，更需要一部能够保护他们的法律。（本文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摘自：人民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