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养生“寓医于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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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5-02-02 16:55:58

　　三、“寓医于食，凡膳皆药”休闲居 编 辑

　　中华民族的古人对各种食物功能的观察、研究由来已久。食品可调节生理状况，滋阴补阳、养肝润肺、轻身健体、延年益寿。对各种食物“食疗”作用和营养学功能的观察有许多发现：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食治》篇指出：“食谷者,则有智而劳神；食草者，则愚痴而多力；食肉者，则勇猛而多嗔”。描述了食物结构的不同对人类体质的潜在影响。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了解豆类的营养功能，“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揭示了谷类营养存在的不足：“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则明确揭示了豆类食品在平衡膳食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肉类；同时绿豆、红小豆、豌豆、黑豆、刀豆还被用作中药。中医“药食同源”的理念，在大豆上体现得最为集中。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近年将大豆列为“已确立功能的功能性食品”，可见大豆的保健养生功能不仅有历史依据，也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公认。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华民族“寓医于食”传统营养学理论的科学性。

　　传统养生学记述五谷杂粮中的薏苡仁（Adlay）性凉、味甘、淡，可治疗因积热而发的痤疮、以及热毒产生的扁平疣。1982年平野京子教授发现薏苡仁中的木瓜蛋白酶（papain）可分解体内的病变细胞，对薏苡仁治疗痤疮、扁平疣和抗癌的功能给予了科学的解释。

　　《齐民要术》所论42种果品中，枣居首位，与桃、李、杏、栗并称为五果。红枣性温、味甘，补益脾胃、壮胃气，健肾，调和药性，养血宁神。可改善怕冷、苍白、手脚冰冷证，并可减少烦躁与抑郁。红枣赤豆粥、红枣糯米粥用于补虚；红枣煲花生可疗脚气病；红枣莲藕汤是补血、润颜、滋养佳品；红枣与芹菜煎服，有助于降低胆固醇、软化血管；红枣与少许西洋参煎服，可健脾胃、清热气。《本草纲目》中有栗能“治肾虚、腰脚无力，能通肾益气，厚胃肠”的记载。老年人肾亏、腰脚无力或小便频数者，早晚各细嚼慢咽生栗1～2枚，常食有效。宋代诗人苏子有诗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唐代诗人杜甫年迈时患脚气病久治不愈，遇一老农、见状献方说：以栗去壳捣烂，早晚生食或煮汤食即愈。杜甫依方而行，半月后脚气病果然痊愈。

　　有“食疗”功能的食物材料可分为食药兼用的食品，如甲鱼、乌鸡、鱼翅、木耳、燕窝、海参、猴头蘑、姜、枣、蒜、枸杞、梨、蜂蜜等；以及中草药，如人参、党参、茯苓、炒白术、甘草、熟地黄、白芍、当归、川芎、黄芪等，它们可以与香辛料一起作为炖鸡、煮肉、火锅等调治虚弱，食品烹制时的佐料强壮身体。也可以针对某些证候，如：风寒感冒喝“红糖姜汤”，体弱补以“当归乌鸡汤”，止咳润喉用“蜂蜜贝母雪花梨汤”等等。

　　饮食养生保健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药食同源”、“药膳同功”成为传统饮食的哲学思想。中华民族的祖先为了生存，尝百草、吃野果，从生活实践中体验、发展和创造了“寓医于食”的营养学理论。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写道：“轩辕氏出，教以烹饪，制为方剂，而后民始得遂养生之道。”。说明至少在6000年前，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人民就在努力探索食物与养生保健的关系。从中医学的观点，食物的客观效果与中药药物有相似之处，历代《本草》等古籍中也记载了各种食物的性、味、归经、功能和主治。煎熬复方中药就是发挥、综合多种不同药物的治疗效果，这和多种食物搭配、烹饪，使具有一定比例的食物发挥其营养功能的综合协调如出一辙。中医强调以食物预防疾病，在世界医药学领域，以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实用可靠而倍受青睐。自古以来“食用、食养（食补）、食疗（食治）、食忌（食禁）”就成为中医饮食调理的理论基础，而“药食同源，寓医于食”作为中国传统营养学遵循的重要原则得到广泛的应用。

　　公元前1066年，中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医疗体系，当时将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并以“食医”为先。“疾医”即内科医生，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即外科医生，则“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显而易见已形成了成熟的“食疗”治则。春秋战国时代，中医第一部总结性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有“食饮有节，谨和五味”的至理名言。文中“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等句，指出养生保健必须密切配合饮食调理。

　　成书于战国时代、记载4000年前中国周朝宫廷礼仪的文献《周礼》，载有专业的“食医”和四时饮食宜忌与调适的方法。对宫廷御膳机构有详细记述：组成成员包括膳夫（厨师长）、庖人（负责肉类加工）、内饔（为国王及宫室烹调配餐）、外饔（为祭祀、宾客烹调配餐）、亨人（伙夫）、食医（营养士）、酒正（酒官）等。“食医”则掌和王之六食（稻、黍、稷、梁、麦、瓜）、六饮（水、汤、酒类）、六膳（牛、羊、猪、犬、鸡、鸭）、百馐（百种以上菜肴）、百酱（各种发酵腌渍品）、八珍之齐。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保健养生的角度开展的营养医学的实践。

　　中国历代名医对膳食功能均有精辟的论述：战国·扁鹊说：“君子有病，期先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唐·孙思邈指出“安身之本，必须于食，不知食疗者，不足以全生”，“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情爽志以资气血。”清·黄宫绣则强调“食物入口，等于药之治病同为一理，合则于脏腑有益，而可却病卫生；不合则于人脏腑有损，而即增病促死。”

　　自古至今，在中国流传下丰富的食疗专著，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已设有《食治》、《道林养性》、《退居饮食》、《养老食疗》专篇，收载有果实、菜蔬、谷米、鸟兽四类食物、总计154种。并利用医药学观点对日常食物进行了详细解说，至此“食疗”已成为专门的学科。宋朝《太平圣惠方》一书首次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具体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明确了饮食的治疗学意义。元代《饮膳正要》一书首次系统总结了食物的药效和“食物疗法”。此后孟选的《食疗本草》、陈士良的《食性本草》、姚可成的《食物本草》，近代江苏著名中医叶桔泉《食物中药与便方》等专著也都详细描述、记载了各种食物的药效和“食疗”作用。古书《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当时就已经了解了茶的解毒功能。唐代大医学家陈藏器（618-907年）所著《本草拾遗》指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不难看出，茶所具有养生保健功能的普遍性已被认识，此后陆羽著《茶经》，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广泛饮用的传统保健食品，并从印度传到西方，成为人类的三大天然饮料之一。

　　古代人类对坏血病就很熟悉，欧洲有关坏血病的记载最早见于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1498年Gama号船绕好望角航行时，160名船员中有100名死于坏血病。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远洋船队却没有船员患坏血病的记载。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有关史料中了解到，当时中国船队的食谱包括饮料绿茶，用黄豆制做出的黄豆芽，以及用新鲜蔬菜制作的“泡菜”。中国远洋船队的船员正是食用了富含抗坏血酸的上述食物，才奇迹般地免遭坏血病的威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食物综合营养功能的生动体现，也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传统膳食的养生保健功能具有深厚的科学内涵。

　　松花粉是采自中国乡土树种马尾松的纯净花粉，不仅是中药、也是传统时令食品。23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将其收录，称“松黄（松花粉），气味甘平无毒，主治心腹寒热邪气，利小便，消瘀血，久服轻身益气力，延年”。唐《新修本草》记载：“松花即松黄，拂取正似蒲黄，久服令轻身，疗病胜似皮、叶及脂也”，该药典于公元659年完稿，比欧洲纽伦堡政府1542年颁布的药典还要早883年。公元1593年问世的《本草纲目》将松花粉列为“上品”，称：“松花，甘、温、无毒。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亦可酿酒”。民间称之为“益寿粉”，食用历史有几千年。90年代，中国卫生部将松花粉命名为“新资源食品”，列入普通食品管理。人类食用的花粉绝大部分是蜂源花粉、即蜜蜂采集的花粉，由于受环境植被的控制，某些含毒蛋白的杂花粉成为引发人类过敏反应的重要原因，并成为当今研究花粉医学文献的主要内容。迄今为止，人类开发利用、并作为保健食品，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纯净的风媒花粉只有中国的松花粉！

　　中国人民历来重视发酵食品的保健功能。代表性食品有酒、醋、酱、豆豉、泡菜、腐乳、酸浆（豆汁）等。中国人民四千年前就掌握了酿酒术，酒既可作饮料和调料，又有活血、养气、暖胃、驱寒作用。中医药发展史上，素有“医源于酒”，“酒为百药之长”之说，汉字繁体字的“醫”的下半部分“酉”在古汉语中即代表酒。关于豆豉、酒、醋、酱等食品的保健功能，世界各国都有研究发表，在此恕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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